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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集锦】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二十六条裁判要旨汇总(下)

2017/6/21 17:40:48 阅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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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最高额保证范围为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发生的债权和偿还债务的差额,并非指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到期的债权余额。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企业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企业天津分行、河北宝硕股份有限企业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8年第2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担保法说明》第二十三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其规定了最高额保证范围为发生的债权余额,该余额为最高额保证期间已经发生的债权和偿还债务的差额,并非指最高额保证期间已到期的债权余额。从此意义上讲,本案讼争的2170万元贷款系发生于最高额保证期间,虽然其到期日超过最高额保证期间,仍应属最高额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此外,从《最高额保证合同》中风神企业向中信银行承诺看,对2005年5月16日至2006年5月 16日期间中信银行向宝硕企业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70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而本案所有债务都形成于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的期间之内,包括该笔贷款,并未超出担保合同约定的期间,所以不能认为该笔贷款超过了决算期;《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宝硕企业“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依此约定,2170万元贷款的保证期间应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即2006年10月20日至2008年10月 20日。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向风神企业主张承担保证责任亦未超过保证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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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债务人在债权人发出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字或者盖章的行为,虽然并不必然表示债务人愿意履行债务,但可以表示其认可该债务的存在,属于当事人对民事债务关系的自认,人民法院可据此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债务关系。


——中国农业银行哈尔滨市太平支行与哈尔滨松花江奶牛有限责任企业、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企业、哈尔滨中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企业借款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8年第9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奶牛企业曾于2004年12月17日在太平农行对3515万元的本金和15 127 783.41元利息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于2006年6月13日在太平农行对借款本金3515万元进行再次催收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盖章。虽然债务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示其愿意履行原债务,但可以表明其认可原债务的存在并确认收到催款通知。此外,中隆会计所提供的两份会计报表,其中资产负债表之短期借款项的数额均为人民币3566万元,这也和太平农行主张的奶牛场欠太平农行的借款总额相一致。并且这一证据的证明力比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存款日记账》具有优势。因此,依据1998年3月3日奶牛场与太平农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的借款部分、1998年3月3日奶牛场在贷款1900万元的借款借据上签字盖章、奶牛企业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盖章的事实,本院认定太平农行和奶牛场之间 1900万元的债权债务事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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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国有企业改制后,原有债务应当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债权人向改制后的企业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应当视为债权人对债务人变更的认可。


——中国农业银行哈尔滨市太平支行与哈尔滨松花江奶牛有限责任企业、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企业、哈尔滨中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企业借款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8年第9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工大集团以奶牛场的净资产出资与通城企业共同组建奶牛企业,属于国有企业改制为企业形式的变更,即:国有企业参入新的股份形成有限责任企业。企业改制后,其权利义务应当由变更后的企业承受。本案二审开庭时奶牛企业认可奶牛场的债务由奶牛企业承担。太平农行向奶牛企业发出债务催收通知书的行为,也表明太平农行作为债权人对此项债务人的变更也予以认可。因此,奶牛企业承担此笔奶牛场的债务双方无争议,本院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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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导致合同当事人分别持有的合同文本内容有出入的原因复杂多样,不能据此简单地认定合同某一方当事人存在故意欺诈的情形。合同一方当事人如果据此主张对方当事人恶意欺诈,还应当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

——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先锋支行与湖南金帆投资管理有限企业、长沙金霞开发建设有限企业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9年第1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分别持有的合同内容有出入,客观原因复杂多样,不能据此简单认定是合同某一方的故意欺诈行为。金霞企业如主张农行先锋支行和金帆企业恶意串通欺诈,应当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金霞企业提出金帆企业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将合同原件加上“借新还旧”字样,以帮助农行先锋支行向金霞企业主张权利。从常理上看,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申请主体应当是抵押人,而不是债权人;从本案证据上看,长沙市国土资源局提供的《业务受理回执单》上明确记载办理本案抵押登记手续的人员是金霞企业的代理人“丁利”,金霞企业作为被代理人应当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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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因此,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承诺书,表示将所负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而债权人对此未予接受,亦未在债务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债务转移协议书上加盖公章的,应当认定债权人不同意债务转让,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债务转让协议对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企业三门峡车站支行与三门峡天元铝业股份有限企业、三门峡天元铝业集团有限企业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8年第11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天元集团企业以其优良资产与他人组建天元股份企业,将净值9232.6万元的资产投入到天元股份企业,导致其偿还银行债务的责任财产减少,清偿债务的能力削弱。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天元集团企业向三门峡车站工行出具《承诺书》,提出其投入天元股份企业的设备资产只对该行共计 13 420万元债务中的2550万元债务承担责任,其余的债务仍由天元集团企业承担。对此承诺,三门峡车站工行未予接受也未在天元集团企业和天元股份企业签署的5份涉及三门峡车站工行2550万元贷款的《债务转移协议》上加盖公章,故该债务转移协议对三门峡车站工行未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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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借新贷还旧贷,系在贷款到期不能按时收回的情况下,作为债权人的金融机构又与债务人订立协议,向债务人发放新的贷款用于归还旧贷款的行为。该行为与债务人用自有资金偿还贷款,从而消灭原债权债务关系的行为具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新贷代替了旧贷,但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消除,客观上只是以新贷形式延长了旧贷的还款期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企业三门峡车站支行与三门峡天元铝业股份有限企业、三门峡天元铝业集团有限企业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8年第11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车站工行所诉天元集团企业的三笔贷款即(2004)第37号、38号、 39号借款合同均系借新还旧借款合同。(2004)第37号1590万元借款合同是经数次借新还旧后对双方2000年之前1700万元借款的借新还旧,而(2004)第38号 1480万元借款合同、第39号700万元借款合同系经数次借新还旧后对双方2000年之前1647万元借款合同的借新还旧。借新还旧系贷款到期不能按时收回,金融机构又向原贷款人发放贷款用于归还原贷款的行为。借新还旧与贷款人用自有资金归还贷款,从而消灭原债权债务的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新贷代替了旧贷,但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消除,客观上只是以新贷的形式延长了旧贷的还款期限,故借新还旧的贷款本质上是旧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展期。本案天元集团企业的相关旧贷实际并未得到清偿,天元股份企业对天元集团企业的上述三笔贷款仍应依其承诺,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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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如果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则合同依法为无效合同,在此情况下不应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企业借款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9年第11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表见代理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继续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则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是,在相对方有过错的场合,不论该种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无表见代理适用之余地。因本案基本授信合同及相关贷款合同,均为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且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在本案所涉贷款过程中具有过错,故本案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深圳机场企业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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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说明》第六条第一项明确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对外担保的,对外担保合同无效。根据《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外商独资企业提供的对外担保虽然不需要逐笔审批,但仍然需要进行登记,故在审理涉及外商独资企业作为担保人提供的对外担保合同纠纷时,仍应对其提供的对外担保是否在外汇管理机关登记进行审查,未登记的应认定无效。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企业上海分行与景轩大酒店(深圳)有限企业、万轩置业有限企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4年第6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所涉担保是景轩企业为万轩置业向汇丰上海分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该担保属于《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的对外担保。由于景轩企业系外商独资企业,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外商独资企业可以自行提供对外担保,无需得到外汇局逐笔批准。但《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担保人提供对外担保后,应当到所在地的外汇局办理担保登记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说明》第六条第一项明确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对外担保的,对外担保合同无效。按照上述规定,外商独资企业提供的对外担保虽然不需要逐笔审批,但仍然需要进行登记。未登记的,根据担保法司法说明的相关规定,担保合同仍应认定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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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开发商为套取银行资金,与自然人串通签订虚假的预售商品房买卖合同,以该自然人的名义与银行签订商品房抵押贷款合同而获得银行贷款,当商品房买卖合同被依法确认无效后,开发商与该自然人应对银行的贷款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企业上海青浦支行诉上海东鹤房地产有限企业、陈思绮保证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4年第9期)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东鹤企业与陈思绮恶意串通,以商品房买卖为名,行东鹤企业融资之实,损害了光大银行的利益,危及银行贷款安全,陈思绮与东鹤企业具有明显过错。因此,东鹤企业应对陈思绮因贷款合同所产生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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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中,虽然银行与借款人(购房人)对预售商品房做了抵押预告登记,但该预告登记并未使银行获得现实的抵押权,而是待房屋建成交付借款人后银行就该房屋设立抵押权的一种预先的排他性保全。如果房屋建成后的产权未登记至借款人名下,则抵押权设立登记无法完成,银行不能对该预售商品房行使抵押权。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企业上海青浦支行诉上海东鹤房地产有限企业、陈思绮保证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4年第9期)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系争房产上设定的抵押预告登记,与抵押权设立登记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预告登记后,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即抵押权预告登记所登记的并非现实的抵押权,而是将来发生抵押权变动的请求权,该请求权具有排他效力。因此,上诉人光大银行作为系争房屋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在未办理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之前,其享有的是当抵押登记条件成就或约定期限届满对系争房屋办理抵押权登记的请求权,并可排他性地对抗他人针对系争房屋的处分,但并非对系争房屋享有现实抵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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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金钱质押生效的条件包括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两个方面。双方当事人已经依约为出质金钱开立了担保保证金专用账户并存入保证金,该账户未作日常结算使用符合特定化的要求。特定化并不等于固定化,账户因业务开展发生浮动不影响特定化的构成。占有是指对物进行控制和管理的事实状态,银行取得对该账户的控制权,实际控制和管理该账户即应认定符合出质金钱移交债权人占有的要求。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诉张大标、安徽长江融资担保集团有限企业保证金质权确认之诉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5年第1期)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长江担保企业于2009年4月3日在农发行安徽分行开户,设立的账号为9511,与案涉《贷款担保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的账号一致,即双方当事人已经按照协议约定为出质金钱开立了担保保证金专用账户。保证金专户开立后,长江担保企业按照每次担保贷款额度的一定比例向该账户缴存保证金,该账户亦未作日常结算使用,故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说明》第八十五条规定的金钱以特户形式特定化的要求。另占有是指对物进行控制和管理的事实状态,因案涉账户开立在上诉人农发行安徽分行,农发行安徽分行作为质权人,取得对该账户的控制权,实际控制和管理该账户,符合出质金钱移交债权人占有的要求。故案涉质权依法设立。

保证金以专户形式特定化并不等于固定化。案涉账户在使用过程中,账户内的资金根据业务发生情况虽处于浮动状态,但均与保证金业务相对应,除缴存的保证金外,支出的款项均用于保证金的退还和扣划,未用于非保证金业务的日常结算,即上诉人农发行安徽分行可以控制该账户,长江担保企业对该账户内的资金使用受到限制,故该账户资金的浮动仍符合金钱作为质权的特定化和移交占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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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企业为企业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是关于企业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不应以此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企业大连东港支行与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企业、大连振邦集团有限企业借款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5年第2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企业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为了规范企业的组织和行为,保护企业、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企业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企业为企业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企业法规定已然明确了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企业主体行为,防止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企业、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故此上述规定宜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原则上不宜认定合同无效。另外,如作为效力性规范认定将会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譬如股东会何时召开,以什么样的形式召开,何人能够代表股东表达真实的意志,均超出交易相对人的判断和控制能力范围,如以违反股东决议程序而判令合同无效,必将降低交易效率,同时也给企业动辄以违反股东决议主张合同无效的不诚信行为留下了制度缺口,最终危害交易安全,不仅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规则,更有违公平正义。故本案一、二审法院以案涉《股东会担保决议》的决议事项并未经过振邦股份企业股东会的同意,振邦股份企业也未就此事召开过股东大会为由,根据企业法第十六条规定,作出案涉不可撤销担保书及抵押合同无效的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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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订立抵押合同的行为超越代表权,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企业大连东港支行与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企业、大连振邦集团有限企业借款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5年第2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振邦股份企业提供给招行东港支行的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及印章与其为担保行为当时提供给招行东港支行的签字及印章样本一致。而振邦股份企业向招行东港支行提供担保时使用的企业印章真实,亦有其法人代表真实签名。且案涉抵押担保在经过行政机关审查后也已办理了登记。至此,招行东港支行在接受担保人担保行为过程中的审查义务已经完成,其有理由相信作为担保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周建良本人代表行为的真实性。《股东会担保决议》中存在的相关瑕疵必须经过鉴定机关的鉴定方能识别,必须经过查询企业工商登记才能知晓、必须谙熟企业法相关规范才能避免因担保企业内部管理不善导致的风险,如若将此全部归属于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范围,未免过于严苛,亦有违合同法、担保法等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初衷。担保债权人基于对担保人法定代表人身份、企业法人印章真实性的信赖,基于担保人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盖有担保人企业真实印章的事实,完全有理由相信该《股东会担保决议》的真实性,无需也不可能进一步鉴别担保人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的真伪。因此,招行东港支行在接受作为非上市企业的振邦股份企业为其股东提供担保过程中,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本案周建良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振邦股份企业对案涉保证合同应承担担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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