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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对《合同法》 的继受与创新

来源:山东省律师协会编辑: 美高梅律师时间:2017/8/8 17:31:44 浏览:

一、基本规定部分

民法

(一)、立法目的对合同制度提出了新的机遇和要求

《民法总则》在承继了《合同法》“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础上,直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目的,具有很强的普世价值和社会意义。正如王利明教授所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民事活动全过程,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强化规则意识,增强道德约束,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民法总则》提倡、弘扬中华传统学问,践行包括自由、平等、公平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如,自愿原则保障个人对其私人生活、民事交往的自我支配和自我安排、自我决定,充分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二)、基本原则规定充实了合同法原则的内涵

民法基本原则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和司法机关进行民事司法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民法通则》确定了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合同法》确定了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法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结合多年的民事法律实践,《民法总则》确立了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守法原则、绿色原则等基本原则。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民法总则》更多地承继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并进行了拓展和提升,并且从具体规定看,也丰富了合同法所规定原则的内涵。《民法总则》删去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等价有偿原则的规定,将会进一步促进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实现。为当事人的合同行为提供了更多的运行空间。

此外,将绿色原则确立为基本原则,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特别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不断恶化,保护环境也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给很多类型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提出了更高的条件和要求。

(三)、增加了合同制度适用法律的范围

《民法总则》对法律适用的规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明确了习惯可以作为民事法律的渊源,根据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限制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其二,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与《合同法》相比,习惯纳入了正式适用的法律规则范围,并取消了国家政策作为法律规则的援引。此外,常识产权法领域、商法领域等民商事特别法涉及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既有民事、行政法律关系,还包含有特殊的商事规则,因此该规则明确了民法总则与民商事特别法的关系。也为合同的适用提供了基础的法律依据和更加广泛的适用空间。

二、民事主体部分

民法

(一)、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划分的重新界定拓展了合同主体的宽度

《合同法》对主体的规定条件为“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8 岁作为自然人限制民事行为人的认定起点,显然对自然人合同制度的主体资格作了重新划分,从而对于年满8 周岁的未成年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标准进行了下调,从而使得年满8 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从事相应的民事活动。此外,《民法总则》规定了成年监护制度,特别是针对老年监护的规定,提高了律师对老年人签订合同或者老年人的监护人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的确认要求。

(二)、法人的类型化区分明确了合同主体资格的认知

《民法总则》首次在法人分类上采取功能标准划分,将营利和非营利法人作为主要法人类型,辅之以“特别法人”。该分类方法明确了这些组织的主体地位,更加适应社会组织改革发展要求,有利于其开展民事活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更有利于律师在合同实务中针对不同的主体确定不同的思路和法律应对。

三、民事权利部分

民法

(一)、明确了作为一般规定财产权利受平等保护

财产权利是民事主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权利。《民法总则》将财产权利作为一般规定置于具体的财产权利之前,扩大了该条款的适用范围,也为私法背景下任何所有制财产均受法律平等保护提供了基础依据,也是一项口袋型条款,即只要能够被认定为财产,即使不属于具体的财产类型,只要符合财产的特征,就可以予以保护,也作为合同标的,从而使得合同标的范围大大增加。

(二)、扩大了民事权益的范围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虚拟财产及数据能否被认定为民法上的财产,学界一直有争议,司法实践也不相同。而《民法总则》将其放在民事权利部分予以规定,显然是作为新型的民事权益予以保护,虽然没进行明确界定,但是受法律保护已经毋容置疑。该规定了回应“互联网+”的要求,反映出虚拟财产在未来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网络安全法》、未来有关交易安全的法律法规等均可能涉及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而且为未来设计全面而完善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预留了空间。无论其性质上属于权利还是利益,它们都已经可以作为合同的标的予以规范和操作,从而也扩大了合同的适用范围。

四、民事法律行为部分

民法

(一)、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内涵确定为合同行为确定了前提

《民法总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去掉了“合法”这个条件。这就为合同法律行为提供了基础法理依据,而不需要实践中使用名词时不需要再行考虑是否合法的问题,使得合同行为更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二)、意思表示的规定承继并延伸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则

《民法总则》意思表示的规定例如意思表示的作出方式、生效时间及撤回等方面完全承袭了《合同法》关于要约的规定,并作了进一步优化,如意思表示的生效。此外,《合同法》仅规定了非对话的意思表示形式,并未规定以对话方式的意思表示,《民法总则》对此作了新的、补充性的规定。

从而使得意思表示的生效在逻辑上比《合同法》更为周延,实务中使得对合同的操作更加便利和严密。此外,意思表示的说明在《合同法》中并无规定,《民法总则》对意思表示的说明作了详尽的规定。在合同实务中,

这就为律师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出现争议时提供了有效的解决路径,而非简单地申请撤销或者宣告无效。

(三)、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规则比《合同法》更为全面

首先,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进一步开阔了合同行为的范围。特别其中“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条件进一步扩大了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范围,也即仅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及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才能判定为无效。与《合同法》相比,该规定放宽了有效合同的范围。

(四)、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继受并发展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民法总则》在继受了《合同法》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基础上,修改了欺诈行为及恶意串通行为的无效,增加了虚假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情形。这样的规定更为周全,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规范更为有利,对合同当事人的行为也起到了进一步的约束作用,从而进一步保护了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五)、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形与《合同法》相比更具可操作性

与《合同法》规定的三种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情形相比,《民法总则》保留了重大误解、胁迫的可撤销情形,取消了可变更选择项,增加了第三人欺诈与胁迫的情形,并将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结合起来合并成为一种情形,这些规定更符合社会实践,对合同制度的影响将更加显著。此外,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也沿用了《合同法》的内容。

此外。对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瑕疵的法律后果,《民法总则》基本沿用了《合同法》的规定。

民法

综上所述,作为合同制度的基础,《民法总则》承继了《合同法》中的基本规定,并进行了制度创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特色。对司法实践中的合同制度将会产生重大的、积极的影响,也对律师从事合同实务提出了更好的要求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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